河流流域與客家地方社會關係研究回顧與評析
河流流域與客家地方社會關係研究回顧與評析
黃彥菁*
本文承蒙黃彥菁博士授權刊登 嘉惠網友 僅此致謝
客家先民自清代中葉以來大量移墾來臺，而墾拓重要的需求之一就是「水源」，所謂「逐河域而居」，於是客家人於臺灣各條河流流域開墾而逐漸發展成為客家人的地域社會，形成獨特的客家文化特色，另一緣由是因為來臺較晚，大都往內山流域墾拓。本文試圖從臺灣的河流流域模式與地方社會關係的研究成果的回顧出發，藉此分析河流流域模式如何被加以建構的過程。再者，儘管關於河流流域與客家地方社會關係研究目前已累積一些成果，但本文認為仍有必要從不同的角度（包含賴以為生的種植、工具等），亦即如上之問題意識，並藉此作為方法路徑，而對河流流域與客家地方社會關係研究評析展開重新的探索與詮釋。因此，本文以河流流域與客家地方社會關係研究回顧與評析為主題，並將之分為四類予以探析：一、聚焦客家人分布的「主要河流」研究；二、桃竹苗主要河流（含淡水河，以大漢溪、鳳山溪、頭前溪、中港溪及後龍溪為主）；三、其他河流系；四、相關文化產業研究文獻回顧。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於透過論者對於河流流域與客家地方社會關係研究的評論，而勾勒出此一脈絡下的歷史文化與發展，同時也藉此觀察論者如何為河流流域模式拓展新的疆界，並且探討其所涉及的思想內涵與文化意義，期能補足長久以來在河流流域研究中所缺落的環節。
〔關鍵詞〕：客家、河流流堿、移墾、中港溪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ver Basin and the Hakka Local Society
HUANG, YEN-CHING
Abstract
Hakka ancestors have migrated to Taiwan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needs of reclamation is “water sources”, Therefore, the Hakkas cultivated in various river basins in Taiwan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the local society of the Hakkas, this is so-called “living by river basins”, and has formed unique Hakka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other reason is being the Hakkas came to Taiwan late too, so they must go to the Neishan River Basin to cultivate inevitabl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process of what river basin models are constructed by review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ver basin models and local society in Taiwan. In addition, alth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ver basin and the local society of Hakka has accumulated some achievements, however,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take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including planting, tools, etc.）, which is the above mentioned problem awareness, and take this as a method approach, otherwise, use this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ver basin and the local society of Hakka to re-explored and interpreted.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akes this review and evaluation of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ver basin and the local society of Hakka as the theme, and divides them into four categories for analysis：1. Research on the “main rivers” focusing on where the distribution of Hakkas；2.Which is the “main rivers” in the Tao-yuan, Hsin-chu and Miao-li etc counties, as focus the Dahan Creek, Fengshan Creek, Tauqian Creek, Zhonggang Creek and Houlong Creek （include Tamsui River）；3. Other related to Hakkas distribution river systems；4. Review of relevant Hakka cultural industry research literatur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outline the historical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in this context through research comments on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ver basin and the local society of Hakkas. Simultaneously, by this observed result how to can extend new boundaries for river basin models, and to explore the involved ideological content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for they relation, and expected which can make up for the long-lost link in river basin research.
Keyword : Hakka，river flow，reclamation, Zhonggang creek
緒論
客家先民自清代中葉以來大量來臺移墾，而墾拓最重要的需求就是「水源」，於是客家人於臺灣幾條河流流域開墾而逐漸發展成為客家人的地域社會，結合在地特色與產業結構而形成獨特的客家文化特色。陳其南在《家族與社會》一書提到：「嘗試從人類學的角度去分析歷史材料，以說明臺灣漢人移民社會如何由初期的「墾首制」開墾組織形態，隨著水利的開發和水稻耕作的普及，發展出多層的租佃關係和階層化的社會形態。」﹝陳其南1990：57﹞以上說明讓我們了解到漢人移民隨著水利開發而產生出不同的人文特色，甚至可以從中去探討與了解到地方社會中的各種面貌。
河流流域劃出了客家聚落，形成屬於客家人的地域社會，此一觀點最早由施添福將「地域社會」引進臺灣區域歷史地理的研究領域，並於《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一書中提出了「人文地理」的分區觀點，分割了竹塹地區的生活空間，反映出各分區不同的社會特質。主張將土牛溝（舊番界）與新番界將竹塹地區分割成「漢墾區」、「保留區」與「隘墾區」三個人文地理分區，這些分區不只是分割了竹塹地區的生活空間，更孕育了各分區不同的社會文化特質和經濟特色。﹝施添福2001：110﹞
在柯志明的《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2001﹞一書中，就「土地制度」以及「人文地理分佈」具體呈現清代臺灣族群政治的內涵與運作。該作者就平埔族與漢人間的土地權利關係，詳盡考證了清代與日治時期的官方及民間史料，並據以精確分辨各種熟番地權類型，追溯其演變過程，闡明族群政治如何導致熟番地權的變化以及影響熟番地域的分佈與調整，從而開拓瞭解清代臺灣統治與族群關係的新視野。由此可以得知當時官方積極介入平埔族（熟番）與漢人間的土地權利關係（熟番地權），進而影響地權分佈。
嘉慶十年（1805），斗換坪[1]設番人交易所，據日人安倍明義所編之《台灣地名研究》﹝1938﹞所載：嘉慶十年，粵人黃祈英來斗換坪，開始與原住民交換物品，漸得原住民之信任，遂開啟漢民進入番地之端緒。後黃祈英娶番婦，依番俗改名「斗乃」（意即同庚）。據云：由斗乃與原住民從事交換之傾斜地而衍生「斗換坪」之地名，斗換即交換之意。﹝陳運棟1980：152-153﹞黃祈英於苗栗頭份斗換坪地區開啟了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交易往來。
根據伊能嘉矩在日治時期的調查，認為清代臺灣漢人之所以依據祖籍居住在不同的地理空間，主要是因為各籍漢民來臺時間有先後順序的差別。泉州人先到臺灣，得以優先佔居濱海平原；漳州人來臺稍遲，選擇內陸平原；客家人來臺最晚，只能到偏遠的近山地區居住。﹝李文良2003：142﹞此外，由陳漢光﹝1972﹞所翻譯的《日據時期臺灣漢族祖籍調查》內文的說法亦是如此。
因此，從水利開發而形成的墾拓形態可以大致劃分出山閩粵籍乃至原住民的人口分布。臺灣的村落居住型態，以濁水溪流域為一境界，其北多為「散居型」；其南多為「集居型」，而形成此兩種村落居住型態的原因有地形、氣候、原始景觀、開墾組織、經營型態、自衛性設施等因素。﹝富田芳郎原著、陳惠卿譯1933：11-14﹞。故人口分布不只受到地形氣候的影響，更因為開墾需求而造成臺灣北部與南部的村落形態有所差異。
不同的族群大致上也有居住的集中性，閩粵的福佬和客家族群為目前屏東縣的族群大宗。其中福佬族群主要分佈於高屏溪沿岸和沿海一帶，客家族群則分佈於沿山沖積扇端水泉最為豐沛的內陸平原一帶，當地人係以「六堆[2]」自稱。兩族群中亦有交界地帶，呈現閩粵的福佬和客家族群混居的型態，人數比例較為接近者則屬高樹鄉。﹝黃瓊慧2009：5﹞
一、聚焦客家人分布的「主要河流」研究
根據客委會〈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調查研究報告〉[3]的調查顯示：「客家人口比例最高的前5個縣市依序為：新竹縣（73.6%）、苗栗縣（64.3%）、桃園市（40.5%）、新竹市（34.5%）及花蓮縣（32.4%），其中新竹縣及苗栗縣有近三分之二的縣民是客家人，其他三個縣市客家人口比例也達三成以上；其餘客家人口比例較高的縣市依次為屏東縣（25.3%）、臺東縣（19.8%）、臺中市（17.6%）、臺北市（17.5%）、新北市（16.0%）、南投縣（15.2%）及高雄市（12.6%）等。」故本研究回顧與評析主要以流經客家人口比例最高之前三個縣市桃園、新竹與苗栗之「主要河流」作為研究對象。
這些主要河流以從北的「大漢溪」（兼論淡水河）為主，再到「鳳山溪」、「頭前溪」、「中港溪」及「後龍溪」等所謂之四溪流域，中部以「大甲溪」、「大安溪」為主，往南則以「高屏溪」為主，至於東部而言，日治時期因島內從西部往東部的二次移民關係，花東地區即是最明顯的區塊，當時有不少客家人亦往東部墾拓。
（一）早期客家移民
水資源的開發對中港溪流域非常重要。首先移民渡海而來，由港口登陸，港口周邊地區為最早開發之地，清代乾隆嘉慶年間，閩粵漢人在竹塹地區的墾殖，多由竹塹港（舊港）和中港為登陸口，接著移民往往沿著河流入墾並再次遷移往內陸開發。中港溪發源於山地，流路長，流域廣，支流多，水量豐富，有明顯的上、中、下游的河谷地形，下游入海處有廣大的沖積平原，因為河流提供充足的水源，所以下游的沖積平原是整區最適合水稻耕作的地區。中港溪流域開發由海口而內陸的發展是一個「水田化」的過程，一旦離開沖積平原首先必須解決用水的問題，也就是要開發水利，而在山谷及丘陵佔大部份的地理環境下，水資源的開發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就更形關鍵。
水田化發展的歷史背景有兩個層面，首先從臺灣移墾經濟發展，以及從移民族群特質來看。清初臺灣移墾重心主要在臺南附近一帶，以當地的氣候與地理條件，農民種植商品性較高的甘蔗，在康熙41年（1702）到康熙末年，因為天災使得內地米穀供應不足，而有商船偷運臺米出口資濟，使得島內米價高漲，此後因為臺灣人口漸增，大陸又米糧不足的情況下，稻米的商品性價值提高，而啟動了臺灣大規模的水田化運動，因為有利可圖，民間企業家受到鼓舞，水資源的開發就成為資本家轉移投資的目標，因此臺灣從康熙中葉以後，水源的利用型態便從原先的「雨水」、「泉水」，改以「溪水」、「河流」截流築堰，發展成大型的「陂」、「圳」為主，而有利於水田耕作的生產﹝蔡志展1998：27﹞。綜上，從水田化發展的歷史背後，除了影響經濟發展甚鉅，依其地理條件可以看出產業特色，從甘蔗到稻米的商品性價值提高而發啟了水田化運動。
（二）島內二次移民
1941年日本人在花蓮構築港口，於1947年建港完成，便捷的交通使得當時的日本政府從西部徵集許多漢人到東部墾殖，其中包括許多客籍先民，目前還居住在花蓮市和吉安鄉境內，之後更有來自臺灣西部的新竹、中壢、苗栗、桃園及南部屏東等地的客家人紛紛前來拓墾及經商。臺東客家人主要是桃竹苗客家人移入，其次是高屏六堆客家人。﹝羅肇錦2000：131﹞移民東部的客家人，根據1956年的統計資料，花蓮的客家人佔所有漢人比例的百分之四十二左右，臺東佔百分之二十四。﹝劉還月1998：51-52﹞因為拓墾與需求關係，許多客家人到達東部後，大多從事鐵路及林務業等工作，其所居處的環境與發展也與河流流域人文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
（三）西部由南往北
客家人大量渡臺移墾活動，大約在康熙25-26年（1986-1987）以後，從原鄉各地沿韓江而下，到汕頭或附近各港口，乘船到廈門等待查驗，而後由安平登岸，到達府城定居，不久之後，因府城附近無法餘土可耕，又從他們定居的東門外，南下往高屏溪東岸及東港溪河域墾居。雍正年間，由客籍通事張達京組成的六館業戶，興修水利，開墾了臺中地區三千餘甲的良田，使得臺中盆地以東丘陵地及大甲溪上游東勢、新社、石岡及豐原一帶成為客家人的移墾地區。北部的淡水廳地區，到乾隆初年才有大量的客家移民移墾到臺北、桃園、新竹及苗栗一帶的丘陵及山谷間。﹝陳運棟2004：34-35﹞
《鳳山縣志》﹝陳文達1961：80﹞：「自淡水溪以南，則番、漢雜居，而客人尤夥。」又根據陳秋坤的研究，在十八世紀初期，位居下淡水溪、東港溪和隘寮溪等三大溪流的交會地帶，為各地移民前往屏東平原必經的停泊口岸，因此快速發展成為商棧、飯店和貨物的集聚商站。康熙33年（1694），高拱乾編撰《臺灣府志》，便在廣闊的屏東平原南邊，標示「萬丹民社」，顯示此時業有相當多數移民居住在此，建立番漢雜居的聚落。﹝陳秋坤2010：10﹞
目前所知萬丹庄最早的一件開墾文獻，是康熙43年（1704）住居臺南墾戶蔡俊向鳳山知縣宋永清申請開墾萬丹庄近旁「濫濫庄」草地的墾照。按照清初屏東地區的開墾形式，蔡俊可能像大墾戶施世榜家族開闢萬巒大庄租業一般，採取「閩主客佃」租佃關係，招攬大量廣東籍嘉應州移民，從事闢土開田工程，從而形成客家聚落。﹝陳秋坤2010：11﹞客家人在臺灣南部的移墾方式多聚集於屏東平原亦是因「閩主客佃」的關係，受到墾戶招墾而在該地發展。這種「閩主客佃」的開墾方式，在中港溪流域亦是如此，乾隆5年（1740）後，粵籍墾戶大量移墾崁頂、田寮及頭分等庄，形成中港溪下游平原區的水利社會。﹝連瑞枝、莊英章2007：3﹞然而在頭前溪中上游的墾拓方式則為「閩客共墾」，也就是說閩籍人士除了提供資金外，亦實際參與開墾。﹝吳學明1994：55﹞
林淑鈴﹝2009：8-9﹞指出，下淡水溪一帶，在閩客械鬥之後，客家人聚居於潮州斷層帶西邊扇端湧泉帶之局勢底定，相較於閩南人聚居於平原地帶卻易於淹水，熟番聚居潮州斷層帶並不適合耕種，客家人擁有扇端湧泉帶，乃是最適宜耕種之地。認為跨時代之群族空間分佈並非天生自然的現象，亦非閩客人群先來後到的問題，不是閩客原鄉生活方式的反映可以完全說明，應以通婚、交易、祭祀活動甚至考量政府政策的轉變來瞭解族群間清界的事實。
臺北縣（今新北市）客家人的拓墾歷程，最早從三芝、石門、淡水等舊稱芝蘭三堡內的眾多客家聚落，也就是自渡海至北部沿海的北濱海岸之庄社建立，其次，客家墾民沿著淡水河或清初臺北湖，越過海濱而深入臺北盆地，向盆邊西側下方的新莊前進與拓植，並建立現式於新莊、五股、泰山及淡水等地的古老廟祠與書院。接著，歷經清中葉時的開發飽和與械鬥，造成臺北客家人部分轉移至桃園、宜蘭等，部份多至板橋及其外緣的土城、中和及永和等。介於臺北盆地與桃園台地的近山，則是從日治期間拓墾臺北縣南境的山林地帶。﹝廖倫光2005：47-48﹞
王志文﹝2005：11﹞針對淡新檔案中的〈同治十三年分淡屬各庄人丁戶口清冊稿〉﹝1995：348﹞中曾提及有四粵庄在基隆河下游後段分布，及士林鎮志﹝1968：36﹞中記載社子里沿革概況：「相傳雍正三年（1725），粵人開闢社子庄。認為隨後並無任何史料紀錄，孤史難證，自清代至日治期間，或有粵籍人在此開發活動，但並未有先純粵籍村莊的存在。」從以上的研究探索，再再顯示河流流域與客家人文特質與發展密不可分。
二、桃竹苗主要河流（含淡水河，以大漢溪及四溪為主）
客家委員會自2008年到2010年間，獎補助「臺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社會變遷（四溪計畫）」，於國立交通大學客家學院成立總計畫辦公室設置與執行計畫，分為語言；經濟與產業；家族、知識精英與地方社會；族群關係與地方認同；民間信仰；聚落、建築與族群關係；社區實踐與認同等研究群。所謂「四溪計畫」即是以鳳山、頭前、中港及後龍四溪流域為範圍之跨學科研究計畫，其目的在於執行基礎調查，整合各子計畫，培養研究人才，發展研究主題以及出版研究成果。[4]
沿山區域是臺灣地形分布的主要界線之一，而在桃竹苗沿山區中的大漢溪、頭前溪、鳳山溪、中港溪及後龍溪的上游區目前主要分布的原住民群族為泰雅族與賽夏族，劉益昌透過考古學資料所建構的人群邊界及其互動關係，將史前時代人群放在更廣泛的空間與環境思考，將可釐清人群之間可能的互動關係。﹝劉益昌2009：10﹞
在近山的中港溪上游部份，曾喜城也有提到在桃、竹、苗一帶狹長的丘陵地及山谷間，乾隆年間就曾出現過閩客合作的例子，例如北埔鎮的「金廣福」即是官方、縉紳、墾戶及墾民共同合作的例子。﹝曾喜城1999：34﹞其他莊英章、陳運棟﹝1984﹞以金廣福為例，探討臺灣北部漢人拓墾型態的演變；吳學明﹝2007﹞在北埔、寶山、與峨眉三鄉所在的金廣福大隘地區，分析番界之外的土地；吳育臻﹝1995﹞研究大隘地區的聚落與生活方式的變遷；梁宇元﹝2000﹞則聚焦大隘地區聚落構成的元素與特質；中港溪中游部份則有莊英章與陳運棟﹝1982﹞在頭份所做的宗族與社會發展史研究。
頭前溪中上游方面，吳學明﹝1998﹞討論芎林、竹東及橫山的開墾歷史；在鳳山溪中上游方面，李明賢﹝1999﹞、邱瑞杰﹝1999﹞、張婉如等﹝1999﹞在關西分別討論鄉街的空間變化、散村的安全與防禦、及羅姓單姓村的形成與發展。
羅烈師依據二十世紀初期日本時代的相關人口統計資料，發現當時臺灣閩粵兩籍人口的分布是涇渭分明的；而且我們還發現這一人口分布還存在一個明確的模式：河流下游為閩籍、中游為粵籍，而上游則為原住民。我們可以稱這個模式為河流流域模式，這一模式係歸納自當時全臺粵籍人口的實際分布狀況，而且無論是粵籍人口僅佔12.7%的臺中州大安─大甲兩溪流域，或者粵籍人口高達七成的頭前─鳳山兩溪流域，都呈現了這一模式。﹝羅烈師2006：32﹞由上可知，臺灣的河流流域從山區的上游向下延伸至中游、下游，在不同分游中可呈現出原住民以及閩粵兩籍的人口分布。但是該研究主要以竹塹地區作為觀察對象，而推演出河流流域模式，然臺灣地理分布形態各有殊異，難以一概而論。
「閩人濱海，客家近山」的空間分布特色在鳳山溪流域鮮明呈現，所顯示的不僅是空間分布特性，還蘊藏有不同族群之維生方式與所在地理環境之聯繫。漢移民對原鄉的地方依賴，實是隱身於自身心理，再藉由同鄉同族同語甚至是同業 一起在海外開基立業創建新家園，延續閻閭維生方式，形塑和原鄉相似的文化景觀。地理環境、國家政策與漢番關係交織而成的歷史脈絡，讓閩、客族群各自在鳳山溪流域建構原鄉景觀，因而形塑出族群領域的幾何空間分布特色。﹝李科旻、韋煙灶2014：40-41﹞
三、其他河流系
有關臺灣各主要河流系的各項研究，雖然並非全然以客家作為研究範疇的對象，但是為了更深入去探討臺灣地上社會發展的研究成果與歷史脈絡，以下仍將臺灣各河流系的碩博士論文做一概述。根據2021年8月底搜尋「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自由的博碩士論文全文資料庫」網站，以「河流」、「流域」關鍵字進行文獻搜尋，因資料過於龐大，且牽涉多類學門，於是再佐以「平原」、「沿山」、「下淡水」、「移墾」及「拓墾」等關鍵字，並以人文、社會及行為科學學門分類為主，經整理後有48篇，再者從其研究內容來分析，以客家地區或部分作為對象者有24篇，為利研究分析與討論，以下分為信仰、族群分布、聚落發展及其他等面向進行探討；原則上，仍與客家人文特質與發展具有某種程度的關係為基底。
（一）信仰
以信仰為主題的論文有何秀峰〈竹葉林庄下淡水都司營暨文化資源之研究〉﹝2019﹞、李國維〈神聖領域之研究──以中壢區老街溪與新街溪流域為例〉﹝2017﹞、黃啟宗〈新店溪流域移墾聚落信仰圈文化研究〉﹝2017﹞、劉三祥〈臺灣客家後龍溪流域伏波將軍信仰之研究─以苗栗及公館伏波將軍廟為例〉﹝2016﹞、陳怡瑾〈中港溪流域民間信仰之空間性〉﹝2002﹞、江金瑞〈清代臺灣義民爺信仰與下淡水六堆移墾活動〉﹝1997﹞等計6篇。以「祭祀圈」、「信仰圈」、「神聖空間」和「無形文化資源──歲時節慶祭儀」等概念去闡述地方信仰文化，創造出地方活動，進而形成成客家人的文化信仰中心。從以上各題目篇名中，即可明確得知其皆與河流流域之研究相關。
（二）族群分布
以族群分布為主題的論文有李科旻〈清代新竹鳳山溪流域閩客族群空間分布之探討〉﹝2012﹞、賴怡瑾〈西湖賴家與苗栗沿山地區之拓墾〉﹝2010﹞、呂佩如〈清代竹塹內山地區的拓墾：以合興庄為主軸的探討（1820-1895）〉﹝2008﹞、林聖蓉〈從番界政策看臺中東勢的拓墾與族群互動（1761-1901）〉﹝2007﹞、饒珮琪〈苗栗地區客家人移墾研究（1684-1895）〉﹝2006﹞等計5篇。其中的李科旻〈清代新竹鳳山溪流域閩客族群空間分布之探討〉﹝2012﹞這篇論文以鳳山溪流域橫跨施添福所主張的清代三個人文地理分區，流域內所屬漢墾區範圍，泉州閩南人占據濱海平原，饒平客則趨近於土牛溝，提出「閩南人少近山，客家人不濱海」的觀點論述，解析清代閩、客兩族在地表空間的分布特性。而賴怡瑾以西湖溪、饒珮琪則以頭前溪作為其主要之研究範圍。此外，呂佩如及林聖蓉的研究，對於閩、粵族群之間因開墾利益存在合作互助關係，或與高山原住民之間因生存競爭長期處於衝突狀態，藉由清代番界政策的演變，試圖釐清土地開墾與族群互動歷程，此二篇論文則以頭前溪和大甲溪上游流域者為其研究範疇。
（三）聚落發展
以聚落發展為主題的論文有徐毓宏〈西湖溪流域客家嘗會之研究〉﹝2017﹞、吳素萍〈屏東縣新埤鄉糞箕湖地區的拓墾與聚落發展之研究〉﹝2006﹞、莊青祥〈屏東高樹大路關地區之拓墾與聚落發展之研究〉﹝2005﹞、吳憶雯〈新竹峨眉地區的拓墾與社會發展（1834-1911）〉﹝2005﹞、楊宗穆〈卓蘭地方的拓墾與聚落發展（1790-1945）〉﹝2000﹞、鍾瑾霖〈林邊溪中游的拓墾與聚落發展〉﹝1997﹞、林正慧〈清代客家人之拓墾屏東平原與六堆客莊之演變〉﹝1996﹞、鄭全玄〈臺東平原的移民拓墾與聚落〉﹝1992﹞等計8篇。徐毓宏的研究結果發現客家嘗會可探析客家人早期來臺拓墾的宗族發展的脈絡與聚落發展的關聯性，並可探討嘗會於客家地方社會發展的意義與特質。吳憶雯及楊宗穆以年代區間來說明拓墾與聚落發展。而林正慧則提出客家移民習於組織各類嘗會，結合可能的人力、物力，達成墾殖致富的目的，亦藉此聯繫彼此的關係。於是，對內的合作無間，對外的團結一致，使得客家移民在清代屏東平原成為相對強勢的族群。
（四）其他（主要與地理環境及客家建築研究相關）
其他與地理環境及客家建築相關研究的論文有陳明正〈日治時期新店沿山地區的山林開發〉﹝2019﹞、徐于舜〈流域與區域：鳳山溪流域交通發展史〉﹝2009﹞、連慧華〈大甲溪流域客家傳統民居建築特色之研究〉﹝2004﹞、范瑞珍〈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客家人墾拓研究：以族群關係與產業發展兩層面為中心所做的探討〉﹝1994﹞、薛益忠〈後龍溪流域之地理研究〉﹝1969﹞等計5篇。
前述陳明正探討新北市新店區沿山地區（安坑、直潭、青潭）主要交通為河流運輸，因河流阻隔村落往來，所以依靠渡船往來兩岸。日方為了維持治安及「蕃地」治理而修築道路，後因第一發電所的設置、林業的開發及煤礦的開採，進而鋪設輕便軌道；橋樑也因產業的發展、經濟的發達而建造。
再者，徐于舜提出鳳山溪以河川特性及流域的地形樣貌，對於津渡、港口、古道、官路，以及日治時期的輕便軌道、汽車路線，產生結構的限制，進而使鳳山溪流域聯外與內聚的交通網絡得以成形。其他則是討論傳統建築及產業發展等研究。綜上，亦再再顯示河流流域之地理環境和建築開發皆與客家人文特質的在地發展相關。
四、文化產業研究文獻回顧
客家移民的遷徙流動多與產業有關，而樟腦與茶葉可為期代表，如新竹地區的客家移民大多沿著頭前溪與鳳山溪樟樹林分布的地區前進，伐樟焗腦墾成田園，東勢地區的客家移墾也與樟腦有關，日治時期隨著採樟的南移，具豐富採樟焗腦的客家移民也因而南下到今高雄杉山、甲仙等沿山地區生活。日治時期客家族群有一波新的移民潮，新竹州為主要的移出地，他們到或到東部墾山，有的以期培殖茶葉的經驗技術或種植甘蔗，活躍於臺灣各地，尤其是東臺灣。﹝吳學明2007：60﹞
（一）桃竹苗四溪
日治時期，臺灣客家產業仍以傳統的茶業、樟腦為最主要的經濟活動，但仍有若干配合當地特色的產業，例如「造紙業」也曾盛極一時。﹝劉阿榮、李世暉：143﹞從清末到日治時期，苗栗獅潭地區主要的經濟產業就是採樟焗腦、伐木、採礦、提煉香茅油。獅潭「造紙業」的發展，始於日治大正年間，因當地遍布桂竹木，桂竹是傳紙製作「粗紙」的原料，再加上當地蘊藏豐富的石灰岩。當時做的是粗紙，是做為金銀紙的材料。﹝丘昌泰、周錦宏2007：56-57﹞
獅潭鄉居中港溪中游，與附近的三灣鄉大河村十股區亦是早期做紙業的地區，獅潭與三灣因為造紙所需，在當地則有製紙專用的湖塘，稱為「紙湖」，為造紙的產業指標，亦是客家人的物質產出的代表。在內山有竹木，特別是粗紙發展和茶業（由峨眉湖的大埔水壩經銅鑼圈，匯流到三灣的中港溪中游）、香茅，林木業（相思樹，製炭用）。三灣鄉大河村的黃氏家族，以黃長興及其兄弟、兒子黃龍團在十股、石峎山做紙，可謂是「做紙世家」。﹝客家委員會2012：53-54﹞製紙產業大都以山澗水域或溪流為主要媒介，因此紙業的發展與河流流域亦有相關。
從地理環境與行動者的互動角度來思考苗栗中港溪與後龍溪流域的產業特色，顯示出人們長期以來與自然互動後所發展出來的種種產業，這些產業的發展過程與族群人口分佈的過程，便可見到「具族群特色」的產業。閩南人居住於沿海，往內山是客家人，再次是原住民，不同的地理空間、不同的產業、不同的族群，雖然不是層次分明，但仍可看出這種現象是那些承載著不同文化、技術的人群與自然環境之間，經過長期互動而漸漸定位、形成。﹝張維安、張志宇2013：63﹞
（二）中部一帶
其他如鄧相揚﹝2009﹞以烏溪上中游和濁水溪上中游的水沙連地區為例，因平埔族招墾而移入的客家族群佃戶為先期，後期則是伐樟熬腦移入的客家族群，說明這是晚清「開山撫番及日治時期的「理蕃」政策奏效所致，主要的誘因還是經濟因素，基本上是一種再移墾的動態經濟需求，這有別於北部、南部地區的拓墾形態，與原鄉生活說的觀點有別。
（三）高屏一帶
美濃以優越的地理條件、冬季氣候溫暖、水圳四通八達，以及客家人特有的耕讀文化特質，合力創造了美濃的「菸草世代」。1975年間，是美濃菸葉許可面積最多的一年，約有2,235公頃，幾乎占了全國菸草種植面積的22%。﹝洪馨蘭1999：40﹞早期客家人以撿油桐子維生，美濃紙傘則以油桐子所榨之油為塗料、油桐木亦可做為火柴、抽屜、木屐的材料。﹝丘昌泰2010：23-24﹞從中港溪、後龍溪往南到高屏溪流域流經之客家地區，皆可從前述研究中看出客家文化的產業特質。
經過本文的回顧與評析，可以了解河流流域對於臺灣地方社會的重要建構與補足。河流流域劃出了客家聚落，形成屬於客家人的地域社會，從水利開發而形成的墾拓形態可以大致劃分出客家的人口分布和臺灣的村落居住型態，也可以看出平埔族（熟番）與漢人間的土地權利關係（熟番地權）。
客家人在臺灣南部的移墾方式多聚集於屏東平原亦是因「閩主客佃」的關係，受到墾戶招墾而在該地發展，而西部客家人的移墾活動由南往北，雍正年間，由客籍通事張達京興修水利，使得臺中盆地以東丘陵地及大甲溪上游東勢、新社、石岡及豐原一帶成為客家人的移墾地區。北部的淡水廳地區，到乾隆初年才有大量的客家移民移墾到臺北、桃園、新竹及苗栗一帶的丘陵及山谷間。以桃竹苗與中部而言，早期流經桃園大溪河東老城區到大漢溪的船可到石門水庫（今大溪和平老街西側有渡船碼頭的古道舊址），大溪和平老街的另一側則流經三峽以北的淡水河（上游為大漢溪、新店溪）。以上這些溪流最後匯流而形成了客家聚落，這些地方文化與宗族及產業再連結成為客家文化。
大漢溪的發展形成的客家區域為龍潭、關山到鳳山溪（桃園與新竹縣的山丘非平原地區為純客家區，而新竹市、香山與竹北的平原地區則為閩區），直到竹南才分為山海線，等同於新竹市是閩客混合區，而新竹縣則是客家地區，公路、鐵路也分山海線（以後龍溪、中港溪下游做區分），這些河流的流經區域形成了客家區與閩區，正是所謂的「閩人濱海，客家近山」的空間分布特色，鳳山溪流域所顯示的不僅是空間分布特性，還蘊藏有不同族群之維生方式與所在地理環境之聯繫。而臺中東勢、石岡、新社到太平一帶皆屬客家區，其產業形態從謀生方式到產業模式皆不謀而合。以上這些流經客家地區的主要河流以從北的「大漢溪」（兼論淡水河）再到「鳳山溪」、「頭前溪」、「中港溪」及「後龍溪」，中部以「大甲溪」、「大安溪」為主，往南則以「高屏溪」為主。另外，花東地區則是日治時期島內二次移民關係，當時有不少客家人亦從西部往東部的墾拓。
從地方社會中的信仰、人口分布與聚落發展來看，河流流域之地理環境與客家人文特質的在地發展相關，以「人文地理」的分區觀點可以反映出各分區不同的社會文化特質和經濟特色，而產業文化發展也與客家移民的遷徙流動息息相關。再者，從河流流域的研究而言，以桃竹苗的四溪流域（鳳山溪、頭前溪、中港溪及後龍溪）的研究文獻已有不少，但是其他客家地區之河流流域如花東一帶的研究相形之下則較少，若能將研究範圍擴展到這些客家地區一起做出比較研究，應可整理出從臺灣客家地區的河流流域發展出來的人文地理特色。歷史之中所留下的那些忽視與遺忘，則有待在時間的推進中，不斷被批判、修正與補足，並且將那些遺落的歷史一一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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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
[1] 「斗換坪」又寫為「斗煥坪」，位於苗栗縣頭份市的一個傳統地域名稱。
[2] 六堆按高屏地區客家鄉鎮之地形和地理位置，劃分責任區域實施「區域聯防」，六堆軍費由當地民眾按照貧富比例分配。〔劉還月：110〕
[3] 引用自客家委員會〈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網址：https://www.hakka.gov.tw/Content/Content?NodeID=626&PageID=37585。檢索日期：2021.09.10。
[4] 四溪計畫於2008至2010年間，每年補助28件研究計畫。參考網址：https://www.grb.gov.tw/GRB/orgSearch.jsp?planOrgan=BZL0。檢索日期：2021.09.10。